生 态 经 济 通 讯
第6期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主办 （总第203期） 2008年6月10日
目 录
忆敬爱的耕今同志………………………………… 张冲威 （1）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学习王老的高尚情操……………………………张华龄（3）
怀念农业经济大师和农业生态经济理论的
开创者王耕今同志……………………………………何乃维 （5）
石山先生著《大农业战略思考》一书出版发行…………（8）
生态经济信息选录……………………………………………（8）
忆敬爱的耕今同志
张仲威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北京 100732）
在去年一次会议期间，询问石山同志关于耕今同志的情况，石山同志沉痛地告诉我：“他今年初去逝了”当我听到这一噩耗，万分惊讶与沉痛。惊讶的是前年我曾二度去耕今同志家里看望他，当时他除腿疾行走不大方便外，面容、言谈均不显是一位年逾九十五、六高龄的老前辈，在谈及生态方面的问题时，他的底气很足，思维很清晰，我对他说：“耕今同志您会逾百岁的。”想不到他竟与世长辞了，这不能不使我万分惊讶。沉痛的是，他的去逝使我国不仅失去一位忠实于党、忠实于国家的经济学家、生态经济学家，还使我失去一位相识时间最长、年纪最长、关系密切的党内老前辈、老同志。今天，在耕今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表达我对他深情的怀念和深切的回忆。
我与耕今同志认识始于1956年，那时我在北京农业大学（现改为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从事以农业计划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的教学工作，因教材及相关资料短缺，除深入农村、农业、农民中收集外，向国家计委求助成为主要来源。耕今同志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局长，他接见了我，除给我许多对教学十分有帮助的资料外，还给我讲述农业计划编制的程序、方法及编制中的问题。初次见他如此热情，身居高位，又如此可敬可亲，使我由衷地产生敬爱之心。此后，我们之间开始了无拘地交往，每次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使我受益匪浅。
在教学、科研和参加国家、省、市、区、地、市、县、乡、村各级有关农业区划、农业规划、农业计划、农业合同具体实践；在学习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参阅中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上，1983年，我在国家计委主办的《农业区划》杂志上，发表了我概括出的关于农业区划、农业规划、农业计划、农业合同四位一体的科学农业计划体系，简称之为“三划一同”的文章，曾送给耕今同志，这位计划工作老前辈指教，探索该体系是否科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领域内，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巨大作用的同时，对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等缺陷和对公益性、非价值性等特点的事物，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之处，用科学的农业计划体系补充市场相对应的这些方面的不足之处，是否正确？是否必要？他做了及时肯定的回答，同时他建议我为使这一“体系”得到社会的公认，还要多做宣传。通过这一件事，耕今同志的鼓励、支持及相关建议，对我增加我的了信心。
1983年，学校拟提升一批教授，我也在提名之列，为更广泛地吸收意见，学校邀请校外专家耕今同志书面评审。他提了较好的评价意见。之后，我们又相互邀请参加各自的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在评审过程，他一贯是认真、求实的。对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对优点、创新处给予肯定，这不论是对我业务上的提高，对博士生论文质量的保证，还是对年青人的培养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990—1995年，1996--2000年，在这两个五年期间，我受河北省科委委托，在承德市隆化、围场两个县进行《燕山东段半干旱区农业生态优化组合技术经济研究》与《燕山东段接接坝区农林牧持续发展及其产品深加工研究》两项攻关课题的研究。两项研究成果先后均由河北省科委邀请耕今、石山等同志参加评审，他们均不顾年逾高龄，欣然到距京城数百公里的基点参加评审，并翻山越岭察看项目的实地情况，二老所给予我们研究成果较高的评价，他们认真求实的精神，使我们课题组的全体同志无不钦佩，
耕今同志热爱生态经济，敬业于计划工作。我和他接触的时间里，不论在会议上，在交谈中，还是在有关的工作中，他一直重视生态事业，对破坏生态的行为，毫不留情地写文章揭发批判；对有损害于生态环境的做法，或对之以批评，或进行抵制，如在隆化县评审工作结束回北京的途中，在一家餐馆吃午饭，餐桌有一盘爆炒田鸡（青蛙），他当时提出这是破坏生态，并拒食用。从这一小小事例中，反映耕今同志保护生态的态度，颇受人尊敬。
从1954年算起，我与耕今同志相识半个多世纪。对他的为人处世感触较深，他对党、对祖国忠心耿耿；对生态经济研究、对国家计划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人宽厚和谐，平易近人；对个人要求严格、克己奉公、不贪不占、干干净净、两袖清风、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他生活十分俭朴，并注重保健，如坚持每天打太极拳、散步，生活有规律，这是人所以长寿的原因。王老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为祖国繁荣富强奋斗的精神；为祖国大地营造青山、碧水、蓝天的优化生态环境充满热情、奋斗不止的精神；为培育、爱护晚辈健康成长，呕心沥血不知疲倦的精神，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他是一位我敬爱的老师、老前辈、老同志，他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遇有这样一位老同志，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幸。耕今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学习王老的高尚情操
张华龄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北京 100732）
我认识王老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二十多年中经常得到老人家的支持、指导与帮助，实在受益匪浅。今天，王老逝世虽一周年，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在此，我怀着对王老的感念与敬意之情，向大家介绍我与王老在工作交往中的回忆，以作永久的纪念。
一、 第一次相识使我永志不忘
1981年，我出席了一次由政府相关部门及科研、教学单位人员参加的研讨会，互相介绍对自己行业发展的设想。开始时会场气氛十分平静。人们各讲各话，并无干扰。但当我简要说明对北方发展林业布局的想法时，遭到一、两位其它单位与会者的质疑指责，说我关于在山上造林的想法是想侵占别人的地盘，等等。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我感到十分尴尬，一时不知所措。正在为难之际，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发言说：完全同意在北方山区大力发展林业，我们再也不要违反自然规律。”这时候，我简直得到了救星，循声望去，见是一位面容白净，和蔼可亲的老人侃侃而谈。这位发言者就是王老。当时，王老从森林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将起，一直讲到生产木材与多种其它林产品为止，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会场的气氛也立刻平静下来。在王老的带动下，接着又有社科院技术经济所李所长和综合考会一位年轻人相继作了类似内容的发言。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那次会后，我又多次在其它会议上遇到王老。见老人家总是坚持真理，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也经常因此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在和王老相互熟悉以后，有一次，我曾经提到王老这样的处事风格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王老当即承认他却曾因为说真话而惹恼过某个单位的负责人。那人曾在文革期间提出“把王耕今批倒批臭”的口号。王老叹气说：“因为他们不接受教训，后来又出了大错，几乎陷于灭顶之灾，实在可惜！”当时有个年青人曾问王老“那人是谁”，王老未加理睬而岔开了话题。由此也可看出王老处事待人的另一面——厚道。
二、 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令人信服
我曾听到林业部一位同志说起王老当年在国家计委处理林业建设计划时，总是把经办人员找去详细询问情况和听取真实的想法，有时还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因此，即便有些事未能办成，也感到心服口服。
王老到社科院工作后，曾经担任林业区划学会负责人，支持和指导我们进行工作。我退休以后，和王松霈同志一起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秘书长期间，王老以古稀之年不辞辛苦地参加林业专业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有一次实地考察之前因为山程较长，担心王老体力不支。我试着劝王老留在住所或给他换个地方看看。王老笑着说：“华龄，我来就是为了实地看看，否则心里不踏实，难以确定自己的看法。
三、 自强不息的精神令我感佩
1994年，林业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在河南省西峡举办会议期间，在考察县国有林场时，因考虑山路不好走，我亦步亦趋地紧随王老和石老。一个多小时以后到达一座古亭小酣。当地同志在小亭早备下文房四宝，请求两位老先生题词，二老慨然应允。题词后小酣片刻，众人相继离去。我建议再多休息一会儿，王老笑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越是老越要自觉。即便无力领头，也应该及时跟上。决不要倚老卖老，拖大家后腿。”王老这几句话深深地教育了我。
在王老逝世的前一年，我陪一位有影响的负责人去拜访王老。那位负责人当场向王老表达了请求今后多多给与指导的愿望。那时，王老的精力和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但是，王老还是慷慨地表示：“我可能已经去不了现场。不过，开会研究问题，我仍然可以随叫随到。”
当时，我立刻想起王老十多年前说过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现在人们回忆王老，我愿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怀念农业经济大师和农业生态经济理论的
开创者王耕今同志
何乃维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北京100732）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耕今同志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农业局局长。195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委农业局工作，王老就是我的老领导，王老平易近人，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林业规划编制工作之余，撰写了一些论文，请王老请教，王老对我给予支持与帮助。王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
1942年，王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亲自下乡进行农村经济调研，对农村减租减息，生产合作与供销合作进行经济分析，留下了《莒南县三区十一村农村阶级的变化》、《沭水县石河区及临沭县蛟龙、大兴三区农村经济》和《博兴县的合作社与纺织业》等我国农村与农业经济早期的宝贵文献。
1961年，耕今同志在《经济研究》发表《以粮为纲全面地发展农业生产》一文，文章指出首先要保证粮食生产，但是，“农业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发展粮食生产的经济，而是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牧业、林业、副业和渔业等在内的综合经济。”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强调“要把农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宽了农业政策，1981年，我国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发展很快，但是有些干部对“包干到户”认不清其经济性质，有的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怕政策再变。王老亲自带人到农村调查研究，支持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指出包产到户基本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管理的形式，能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产量和对国家的贡献，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例如，在1978年王老到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前王、后王三个生产队调查，看到农民十分贫困，可以说一贫如洗。1971—1978年每年吃国家半年的返销粮，都是典型的“三靠”队。1981年包产到户之后，王老又去这几个队调查，不仅吃饭穿衣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了余粮。并交够了全年的公粮，剩余的夏粮可吃一年，与此同时，要求国家多购他们的余粮。有了余粮，也有了钱，有的人家开始盖新房。王老指出，要正确地估计我们农村经济已达到的程度，包产到户使农民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这基本上还是半自给自足的生产，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和农村的技术装备很落后，劳动生产率也还低。农村的管理体制也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提高。他特别指出，农民要学习做买卖，要做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农村要参加到发展商品经济的队伍中。要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革。
1978年，王老对稻麦三熟制的农业生产制度进行调研发现，苏南地区从1970年开始推广稻麦三熟制，到1974年已基普及，从粮食生产的统计看是增产的，但是从粮食和农业经济学理论角度考察是不合格的。例如，江苏省苏州地区1974年--1977年四年稻麦三熟平均粮食亩产为1284斤，比1970年未改制时亩产1070斤，增产214斤，粮食增产20%。但由于稻麦三熟制比两熟制要多投入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消耗。据吴县的统计表明，每亩平均支出增加一倍以上。其净投入要平均减少21%。农民种三季粮食有所增产，但经济上亏损严重。而且推广三熟制后将生长期长的粳稻和小麦，换成生长期短的籼稻和大麦，粮食质量下降，经济价值也降低。仅粳稻改为秈稻少收入的钱就相当于三季粮食所增产的来年粮食的价钱。还没有计算三熟制农事季节紧张，劳力投入多，劳力消耗的价值；三熟制又挤掉了一些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仅仅为了增加少数的粮食生产任务而造成整体和多种经济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
1984年，王老协同许涤新同志创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许老担任理事长，王老担任秘书长，二老配合推进了该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王老是农业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王老的主持下，1982年在银川市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王老发表了《研究农业生态经济的基本出发点》的论文，为农业生态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上世纪80年代，王老发表了一系列的农业生态经济论文，阐明农业生态经济的基本问题。王老指出农业生产、农业经济是由经济、技术和生态三个子系统复合组成的。由于以往过于强调国家工业化，使人们习惯于用看待工业的观点来看待农业，只看到农业的经济系统和技术系统，忽视其生态系统。直到农业出现生态危机之后，受到自然规律的一次次惩罚，才开始关注农业生态经济问题。王老提出对农业要有三个正确认识：一是正确认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人同自然的关系，正确估计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二是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殊性；三是正确认识经济利益对实施各项生态措施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他指出，我们在研究解决农业生态经济问题时，应该抛弃那种技术研究同经济研究分家的方法，采取综合研究的方法，提倡自然科学工作者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合作，以便提出符合生态经济规律的现实可行的对策。从而王老很重视对我国的农业资源与生态系统状况的分析与研究。
王老在科研中全力支持新生事物，坚持真理。批驳错误观点。有的同志在《古代农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中发表《农业的发展史中学到的》论文，不承认我国存在着农业生态不平衡，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了生态系统恶性循环，他说：“有些同志偏偏喜爱欧美富国的一些生态论者的偏见，硬说我国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而造成了恶性循环”。王老用我国农业生产比例失调、水土流失加剧、沙漠化威胁日趋严重、空气和水质污染等大量事实分析论证，说明了我国生态系统确出现了恶性循环。王老指出“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不是“硬说”,也不是“偏见”，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篇论文中又说：“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是一股思潮，一股现今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借以缓解精神的思潮”“畏惧发展，但求平衡，这是一切没落剥削阶级的通病。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王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针锋相对地指出，那些不顾生态平衡，破坏森林，草原进行开垦耕作，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荒漠化，人们只有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这并不是什么“畏惧发展”，更戴不上“政治保守”的帽子。
1987年，《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发表了“论我国粮食问题的出路”的论文。论文中说：“强调生态”就“将对农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大粮食”的主张，客观上起了放松粮食生产的消极作用。王老在1988年《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上发表“关于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的论文，对前述错误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
1979年5月，我出差四川省，经过参加会议座谈、进行调查及所见所闻，四川省森林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扩展，生态恶化，便撰写了“长江有变成黄河的危险”的调查报告，1979年7月《光明日报》摘要发表之后，引发一场学术争论，王老鲜明地支持我的观点，并亲自撰写文章批驳那些“长江不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的观点，王老说，问题不在于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黄河，而在于我们如何采取适当措施进行防治，使长江向着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方向发展，避免造成像黄河那样严重灾害的威胁.”
王老常常讲“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王老特别崇尚鲁迅先生的精神，从心里厌恶阿谀屈从之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王老永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党员，组织性很强，离休之后，甚至年过九十，也一次不缺的参加组织生活和离退休干部会。参加会议就热情发言，激励后辈扎实工作，为祖国作贡献。王老的言行令人崇敬，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石山先生著《大农业战略思考》一书出版发行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石山先生著《大农业战略思考》一书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问世。石老已93高龄，仍笔耕不缀，孜孜不倦研究我国的“三农”问题。自1996年以来，先后撰写发表文章102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书收编了其中的均与大农业战略发展有关的45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观点与主张。该书主要包括：生态农业、林草兴邦、县城经济、希望在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内容。
生态经济信息选录
气候变化致浅海鱼群构改变《科学日报》消息，科学家通过对纳拉干海湾和邻近的罗得岛近海域过去50年中每周一次的拖网捕鱼数据进行分析分现，该地区的物种构成出现了变化。科学家们初步认定这是解释全球变暖造成的后果。
罗得岛大学海洋研究所的教授杰里米·科利（Jeremy Collie）认为：海洋鱼群的生物构成日渐改变，主要表现有：脊椎动物（鱼）减少而无脊椎动物（龙虾、螃蟹、鱿鱼）增多，深海动物—主要是生活在海底减少而主要生存在海面的浮游动物增多。同时个体较小，适合暖水域的物种规模增大，相对来讲个体较大，适合冷水域的物种减少。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模式已经在其他的生态系统中出现，包括乔治海岸的浅海以及其它大陆架生态系统，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的研究是独特的，我们可以的证明这种变化。这种模式在全世界的河口生态系统也或许有出现的可能性，但是除我们研究的这个地区之外，再也找到象我们这样的资料。”科利说道。由科利和其罗得岛大学的同事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佩里·杰弗瑞（Perry Jeffries）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将发表在加拿大《鱼类和水栖动物研究》学术杂志的7月刊上。
由罗得岛大学于1959年开始的每周拖网捕鱼调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得的数据是世界上最久远的可行的鱼类构成资料。这一调查共计记录了130多种物种，虽然科学界仅仅只是关注其中最多的25个物种，但他们已经占据了所有收集的物种总数的96%。
科利认为虽然很多变化都是缓慢进行，但是在1980至1981年间，当深海物种如冬季比目鱼和银鳕鱼减少，而浮游类如黄鱼和青鱼增多时，当地海洋生物构成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改变。“我们认为是由于食物链的改变从而导致水域生产力的消耗和下降。”科利解释说，“越来越多的浮游植物被浮游动物吞噬，而浮游鱼类又以浮游动物为生，而不是像原来浮游植物沉至海底被海底鱼类所消灭。这与从海底到海面的循环恰好是相反的。”科利还注意到龙虾和螃蟹数量增大是因为它们很好的利用了被海底生存鱼类所遗弃的栖息地。
总而言之，研究者发现几种鱼类数量大量增加。比如黄鱼和青鱼，已经增加了100倍，而青鲈却下降了1000倍。研究者同时也发现虽然每次用拖网捕鱼所得的鱼的总量增加了，并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是鱼的个体却缩小了。“我们现在虽然捕到了更多的鱼，但同时我们捕到的却是个体变小的鱼。”科利这样说道，“这一事实与这里的鱼类适宜生存的温度的改变是一致的。与我们最初进行研究不同的是，这里的鱼群现在主要是适合暖水域的鱼类，而生活在暖水域的鱼类的个体相对较小。”
科利同时也说捕鱼业也可能是鱼类个体变小的一个原因，因为捕鱼捕获的主要是个体较大的鱼类，从而留下的都是个体较小的鱼。但是，他相信气候是最具影响的因素，自1959年逾来，布置拖网的区域的表面海水温已经升高了2摄氏度，而被捕捉的鱼类的生存适宜温度同样的也增加了2摄氏度。“这似乎应该就是全球变暖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很难找到别的解释”这一物种构成的改变与冬季北大西洋摆动指数、叶绿素浓缩也有着关联，后两者与海洋气候变暖关系密切。
对于纳拉干海湾来讲，这些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最终的结果是纳拉干海湾将很快与其南部德特拉华海湾、 切萨皮克海湾一样，所以纳拉干海湾将要经历现在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的海域将变得越来越温暖，从而吸引更多的南方物种，如青龙虾。以前，这些物种在这那种条件下是不能生存的，它们可以在这里完成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生活。”（人民网）
罗得岛大学海洋研究所的教授杰里米·科利（Jeremy Collie）认为：海洋鱼群的生物构成日渐改变，主要表现有：脊椎动物（鱼）减少而无脊椎动物（龙虾、螃蟹、鱿鱼）增多，深海动物—主要是生活在海底减少而主要生存在海面的浮游动物增多。同时个体较小，适合暖水域的物种规模增大，相对来讲个体较大，适合冷水域的物种减少。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模式已经在其他的生态系统中出现，包括乔治海岸的浅海以及其它大陆架生态系统，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的研究是独特的，我们可以的证明这种变化。这种模式在全世界的河口生态系统也或许有出现的可能性，但是除我们研究的这个地区之外，再也找到象我们这样的资料。”科利说道。由科利和其罗得岛大学的同事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佩里·杰弗瑞（Perry Jeffries）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将发表在加拿大《鱼类和水栖动物研究》学术杂志的7月刊上。
由罗得岛大学于1959年开始的每周拖网捕鱼调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得的数据是世界上最久远的可行的鱼类构成资料。这一调查共计记录了130多种物种，虽然科学界仅仅只是关注其中最多的25个物种，但他们已经占据了所有收集的物种总数的96%。
科利认为虽然很多变化都是缓慢进行，但是在1980至1981年间，当深海物种如冬季比目鱼和银鳕鱼减少，而浮游类如黄鱼和青鱼增多时，当地海洋生物构成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改变。“我们认为是由于食物链的改变从而导致水域生产力的消耗和下降。”科利解释说，“越来越多的浮游植物被浮游动物吞噬，而浮游鱼类又以浮游动物为生，而不是像原来浮游植物沉至海底被海底鱼类所消灭。这与从海底到海面的循环恰好是相反的。”科利还注意到龙虾和螃蟹数量增大是因为它们很好的利用了被海底生存鱼类所遗弃的栖息地。
总而言之，研究者发现几种鱼类数量大量增加。比如黄鱼和青鱼，已经增加了100倍，而青鲈却下降了1000倍。研究者同时也发现虽然每次用拖网捕鱼所得的鱼的总量增加了，并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是鱼的个体却缩小了。“我们现在虽然捕到了更多的鱼，但同时我们捕到的却是个体变小的鱼。”科利这样说道，“这一事实与这里的鱼类适宜生存的温度的改变是一致的。与我们最初进行研究不同的是，这里的鱼群现在主要是适合暖水域的鱼类，而生活在暖水域的鱼类的个体相对较小。”
科利同时也说捕鱼业也可能是鱼类个体变小的一个原因，因为捕鱼捕获的主要是个体较大的鱼类，从而留下的都是个体较小的鱼。但是，他相信气候是最具影响的因素，自1959年逾来，布置拖网的区域的表面海水温已经升高了2摄氏度，而被捕捉的鱼类的生存适宜温度同样的也增加了2摄氏度。“这似乎应该就是全球变暖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很难找到别的解释”这一物种构成的改变与冬季北大西洋摆动指数、叶绿素浓缩也有着关联，后两者与海洋气候变暖关系密切。
对于纳拉干海湾来讲，这些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最终的结果是纳拉干海湾将很快与其南部德特拉华海湾、 切萨皮克海湾一样，所以纳拉干海湾将要经历现在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的海域将变得越来越温暖，从而吸引更多的南方物种，如青龙虾。以前，这些物种在这那种条件下是不能生存的，它们可以在这里完成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生活。”（人民网）
美国科学家称未来可能会实现地震预报 中国新闻网圣安德烈亚斯断层长达一千多公里 中新网7月10日电 美国地震学家在预报地震的研究中获得重要进展。有关的研究试验是在圣安德烈亚斯断层深处进行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科学家相信，他们未来可能会预报到即将发生的地震。
两个月前在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所导致的严重人员伤亡再次显示了地震可能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破坏，而预测下次地震将在何时何地发生是地震学家追求的最高目标。
据英国广播公司10日报道，目前在美国加州工作的一个地震专家小组表示，最新获得的研究成果让他们距离这个目标又靠近了一步。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地震专家西尔弗说，他们在一次轻微地震发生之前记录到了地壳的变化。
西尔弗说，岩石通常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在这次3级地震发生之前的10个小时，科学家观察到了巨大的变化。他说，和应力变化相关的这些现象很可能预示了这次3级地震的发生，“如果真是这样，这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定会就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位于美国加州的圣安德烈亚斯断层是地震非常活跃的地区。科学家认为，这个地区在未来30年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高达99%。在断层深处安装传感设备进行试验的这个科学家小组说，他们会进行更多的试验。
现在看来，科学家距离预测地震的目标仍然非常遥远，但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工作能够拯救生命。
两个月前在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所导致的严重人员伤亡再次显示了地震可能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破坏，而预测下次地震将在何时何地发生是地震学家追求的最高目标。
据英国广播公司10日报道，目前在美国加州工作的一个地震专家小组表示，最新获得的研究成果让他们距离这个目标又靠近了一步。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地震专家西尔弗说，他们在一次轻微地震发生之前记录到了地壳的变化。
西尔弗说，岩石通常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在这次3级地震发生之前的10个小时，科学家观察到了巨大的变化。他说，和应力变化相关的这些现象很可能预示了这次3级地震的发生，“如果真是这样，这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定会就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位于美国加州的圣安德烈亚斯断层是地震非常活跃的地区。科学家认为，这个地区在未来30年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高达99%。在断层深处安装传感设备进行试验的这个科学家小组说，他们会进行更多的试验。
现在看来，科学家距离预测地震的目标仍然非常遥远，但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工作能够拯救生命。
荷兰建"两栖屋"对付水患 未来将现"漂浮城市" 面对全球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问题，请问世上哪个国家能比荷兰更忧心？“荷兰”国名意为“低地”，其２６％的国土低于海平面。据联合国预测，本世纪荷兰降雨量将增加２５％，海平面将升高1.09米，这意味着许多荷兰人的家园将被海水淹没。面对洪水，又有哪个国家比荷兰更有经验？荷兰谚语云“上帝创造了地球，荷兰人创造了陆地”，他们利用风车排水填海造地，用一套古老复杂的堤防系统保护土地，但经过将近1000年的挖掘、抽水和填埋，荷兰认为该和大海“握手言和”了。
2003年，荷兰政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１５年国土规划，征收河岸私有土地，将其列为“洪泛平原区”（洪水泛滥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并一改过去“与海争地”的强硬策略，决定还地于海，学习与水共存，大力开发会“游泳”的“漂浮建筑”——“两栖屋”（Amphibious Houses）未来，即使海水或河川洪水水位高涨漫过堤防，这些两栖屋本身不会被冲毁，而会漂浮在水面上，即便水涨得再高也不怕。
早在1953年，荷兰最大的鲜花市场阿斯米尔因洪水损失惨重后，当地就出现了若干“浮动民宅”，但数量有限。如今，首先倡议浮动建筑的，是“水演播室”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可恩·奥色斯（Ｋｏｅｎ Ｏｌｔｈｕｉｓ），他运用“顺水行舟”的理念设计“两栖屋”，他说：“假如一座住宅是弹性的，那就意味着潮水来了住宅也不会被损坏。”
这种水上住宅没有地基，而是中空的混凝土基座，填放泡沫材料，有漂浮作用。防水基座的底部由钢柱支撑，一旦潮水淹到基座就“水涨屋高”，房屋将会漂离钢柱，最多可升高约5.48米。房屋用滑链拴住两根５米高的停泊杆，涨潮落潮时，住宅会沿着停泊杆升降，而不会“随波逐流”，屋内的各种电线、天热气管也都随着潮水伸或缩。
荷兰住宅、空间规划与环境部已规划，要在15个洪水区建造“漂浮住宅”，这些地区以前都被限制开发。“两栖屋”也将不只是单幢建筑，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附近，政府正规划“两栖小区”，采用“乐高积木”的概念，每一栋两栖屋都设计成可以与任何其他两栖屋相互连结，许多两栖屋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两栖小区。当洪水来临时，整个小区可以一起安全地漂浮在水面上。
别怀疑，建造两栖屋的梦想已成真了。目前荷兰已盖了37栋两栖屋，而且还计划建造2.1万栋类似的两栖屋（每120平方米的造价约是25万～30万欧元）。所以，未来荷兰也许会出现不折不扣的“漂浮城市”。（中青在线）
2003年，荷兰政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１５年国土规划，征收河岸私有土地，将其列为“洪泛平原区”（洪水泛滥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并一改过去“与海争地”的强硬策略，决定还地于海，学习与水共存，大力开发会“游泳”的“漂浮建筑”——“两栖屋”（Amphibious Houses）未来，即使海水或河川洪水水位高涨漫过堤防，这些两栖屋本身不会被冲毁，而会漂浮在水面上，即便水涨得再高也不怕。
早在1953年，荷兰最大的鲜花市场阿斯米尔因洪水损失惨重后，当地就出现了若干“浮动民宅”，但数量有限。如今，首先倡议浮动建筑的，是“水演播室”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可恩·奥色斯（Ｋｏｅｎ Ｏｌｔｈｕｉｓ），他运用“顺水行舟”的理念设计“两栖屋”，他说：“假如一座住宅是弹性的，那就意味着潮水来了住宅也不会被损坏。”
这种水上住宅没有地基，而是中空的混凝土基座，填放泡沫材料，有漂浮作用。防水基座的底部由钢柱支撑，一旦潮水淹到基座就“水涨屋高”，房屋将会漂离钢柱，最多可升高约5.48米。房屋用滑链拴住两根５米高的停泊杆，涨潮落潮时，住宅会沿着停泊杆升降，而不会“随波逐流”，屋内的各种电线、天热气管也都随着潮水伸或缩。
荷兰住宅、空间规划与环境部已规划，要在15个洪水区建造“漂浮住宅”，这些地区以前都被限制开发。“两栖屋”也将不只是单幢建筑，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附近，政府正规划“两栖小区”，采用“乐高积木”的概念，每一栋两栖屋都设计成可以与任何其他两栖屋相互连结，许多两栖屋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两栖小区。当洪水来临时，整个小区可以一起安全地漂浮在水面上。
别怀疑，建造两栖屋的梦想已成真了。目前荷兰已盖了37栋两栖屋，而且还计划建造2.1万栋类似的两栖屋（每120平方米的造价约是25万～30万欧元）。所以，未来荷兰也许会出现不折不扣的“漂浮城市”。（中青在线）
解放日报：寻找新能源，中国路在何方？主持人：本报见习记者柳森，嘉宾：黄震（长江计划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上海市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新闻背景：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未来预期都笼罩在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的阴影之下。国际原油价格一度创出148美元/桶的新高。在此背景下，寻找可以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成为全人类空前关注的共同课题。甚至还有科学家打起了月球的主意。
柳森：如今，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不乏各种可能的石油“替代品”以及种种“替代性尝试”。平时，我们也不时听到一些关于技术革新获得新进展、新突破的消息。但是，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有一个疑惑：在当下，究竟什么才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具有实质意义的“新能源”？
黄震：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新能源”的探索。专家甚至早早认为，一旦油价由2-3美元/桶上升至14美元/桶，石油替代现象就会普遍出现。然而，时至今日，石油的地位仍旧难以撼动。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最关键的有两点。其一，石油既可作为燃料，又可作为石油化工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寻找石油替代能源的难度。其二，目前可以确认的“新能源”或多或少存在着“量”或“价”的问题。相对于常规能源，这些新能源不是总量太小，就是要靠天吃饭，能源采集受到严格的气候条件的约束（比如风能、太阳能）；不是成本过高，就是至今未能实现规模生产、规模利用（比如氢能）。而目前只能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尚难达到规模化有效替代。
此外，具体到30年后的今天，一项新能源探索能否最终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成为真正意义上能为人类所用的“新能源”，还将面临更为严苛的评估。首先，它的生存能力将受到全球高能源需求、高粮价、高通胀、温室气体增多等众多宏观因素的考验。其次，随着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绿色观念”的深入人心，新能源在出生伊始就将被要求对环境、生态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就在前些年，玉米制乙醇还广受追捧。而后不久，人们的态度却急转直下，不仅因为它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直接刺激了粮食价格的攀升，还因为乙醇生产本身消耗能源、排放废水，对环境有负面作用。可见，新能源要想在未来脱颖而出，光能胜任市场规律，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已远远不够。
柳森：科学家们预言，未来几十年，人类将进入能源革命时代。而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无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领跑者。大家都很关心，面对如此战略机遇，中国是否已经寻到一条更清晰、可预见的新能源路径？
黄震：新能源探索能否突围成功，美国和日本代表了两个方向。前者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生产方式革命，后者则坚持在节能减排的同时抓紧发展新能源，成功逃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国的石油已大比例依赖进口，而我们快速行进中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大量刚性的能源需求，以此来看，日本的路径更值得我们借鉴。但较之欧美、日本，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才刚刚起步，需要抓紧赶上。
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一条分阶段实施的新能源路径已基本确立：首先，中国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清洁、高效、多元、可持续的。其次，中国要打一套分层次、分阶段施展的新能源“组合拳”。从近中期来说，也就是2020年以前，开发各种煤基燃料，走以煤替油的道路，辅以天然气、第二代生物燃料（用一些非粮生物废弃物制燃料，比如秸秆、油藻）的开发是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2020年前后，风能、太阳能有望形成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和规模化应用。再远一点，到2050年以后，核聚变、天然气水合物、空间太阳能发电和氢能将有望成为更尖端的替代能源。对此，我国已经订立下明确的目标：争取到2050年，新能源在整个用能结构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柳森：您一直从事新能源的研发工作，对于我国新能源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困难一定有非常切实的认识与体会。在您看来，中国若要想在新能源探索之路上走赢未来，有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或者困难？
黄震：很早前有专家就曾总结过：技术开发能力薄弱、扶持政策不完善、激励措施力度不够、缺乏强制性的市场保障政策是我国发展新能源过程中遇到的几个主要瓶颈。我觉得总结得很好，但我们还要进一步反思，要突破这些障碍难点何在？
在新能源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遭遇一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就拿新能源汽车研发来说，每当一种新能源燃料出来以后，汽车厂商就会想，如果我的汽车生产出来以后，你是否有足够的燃料可以提供给我，而燃料生产厂家又往往会担心燃料生产出来以后，你有多少车子来用。的确，新能源开发成本很高，没有规模生产就难以降低成本，但如果大家都互相等待、谁也不愿意先走出这一步，这条路就永远都走不成。因此，我认为，除了以往我们经常强调的“硬件”，一些“软件”也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作为新能源研发人员、企业、机构，不仅要有非常强的社会责任感，还要携手合作、攻克难关。当然，新能源的推进离不开政府的协调和政策、税收扶持，也希望整个社会能为新能源开发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多给新能源研发一些关注、耐心、宽容与支持。
柳森：如今，寻找与探索新能源的战略意义已毋庸置疑。但伴随着全世界开发新能源热潮的升温，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出现了：一些新能源公司由于技术落后，反而成了高污染、高能耗的源头；在新能源行业中，炒作概念、不重实效、无序上马、重复建设的情况并不鲜见。
黄震：一项新能源技术能否真正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不仅必须遵循从研发到小规模示范运行、到大规模商业推广使用这一条“全生命周期”研发规律，还将领受能源转化利用效率、环境成本-收益、经济可行性和技术成熟度四重评价体系的检验。如果在缺乏充分论证和长远规划的情况下匆匆上马，成本、风险巨大。例如，粮食制乙醇，即便其技术成熟度已渐入佳境、经济效益显著，在人均耕地有限的中国，我们对于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慎之又慎。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任何一种新能源都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和科学研发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发展我国的新能源，要想凭借后发优势在技术上获得跨越式的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能源安全很重要，但无论如何，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更应是第一选择。（《解放日报》）
新闻背景：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未来预期都笼罩在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飙升的阴影之下。国际原油价格一度创出148美元/桶的新高。在此背景下，寻找可以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成为全人类空前关注的共同课题。甚至还有科学家打起了月球的主意。
柳森：如今，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不乏各种可能的石油“替代品”以及种种“替代性尝试”。平时，我们也不时听到一些关于技术革新获得新进展、新突破的消息。但是，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有一个疑惑：在当下，究竟什么才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具有实质意义的“新能源”？
黄震：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新能源”的探索。专家甚至早早认为，一旦油价由2-3美元/桶上升至14美元/桶，石油替代现象就会普遍出现。然而，时至今日，石油的地位仍旧难以撼动。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最关键的有两点。其一，石油既可作为燃料，又可作为石油化工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寻找石油替代能源的难度。其二，目前可以确认的“新能源”或多或少存在着“量”或“价”的问题。相对于常规能源，这些新能源不是总量太小，就是要靠天吃饭，能源采集受到严格的气候条件的约束（比如风能、太阳能）；不是成本过高，就是至今未能实现规模生产、规模利用（比如氢能）。而目前只能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尚难达到规模化有效替代。
此外，具体到30年后的今天，一项新能源探索能否最终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成为真正意义上能为人类所用的“新能源”，还将面临更为严苛的评估。首先，它的生存能力将受到全球高能源需求、高粮价、高通胀、温室气体增多等众多宏观因素的考验。其次，随着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绿色观念”的深入人心，新能源在出生伊始就将被要求对环境、生态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就在前些年，玉米制乙醇还广受追捧。而后不久，人们的态度却急转直下，不仅因为它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直接刺激了粮食价格的攀升，还因为乙醇生产本身消耗能源、排放废水，对环境有负面作用。可见，新能源要想在未来脱颖而出，光能胜任市场规律，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已远远不够。
柳森：科学家们预言，未来几十年，人类将进入能源革命时代。而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无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领跑者。大家都很关心，面对如此战略机遇，中国是否已经寻到一条更清晰、可预见的新能源路径？
黄震：新能源探索能否突围成功，美国和日本代表了两个方向。前者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生产方式革命，后者则坚持在节能减排的同时抓紧发展新能源，成功逃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国的石油已大比例依赖进口，而我们快速行进中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大量刚性的能源需求，以此来看，日本的路径更值得我们借鉴。但较之欧美、日本，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才刚刚起步，需要抓紧赶上。
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一条分阶段实施的新能源路径已基本确立：首先，中国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清洁、高效、多元、可持续的。其次，中国要打一套分层次、分阶段施展的新能源“组合拳”。从近中期来说，也就是2020年以前，开发各种煤基燃料，走以煤替油的道路，辅以天然气、第二代生物燃料（用一些非粮生物废弃物制燃料，比如秸秆、油藻）的开发是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2020年前后，风能、太阳能有望形成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和规模化应用。再远一点，到2050年以后，核聚变、天然气水合物、空间太阳能发电和氢能将有望成为更尖端的替代能源。对此，我国已经订立下明确的目标：争取到2050年，新能源在整个用能结构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柳森：您一直从事新能源的研发工作，对于我国新能源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困难一定有非常切实的认识与体会。在您看来，中国若要想在新能源探索之路上走赢未来，有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或者困难？
黄震：很早前有专家就曾总结过：技术开发能力薄弱、扶持政策不完善、激励措施力度不够、缺乏强制性的市场保障政策是我国发展新能源过程中遇到的几个主要瓶颈。我觉得总结得很好，但我们还要进一步反思，要突破这些障碍难点何在？
在新能源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遭遇一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就拿新能源汽车研发来说，每当一种新能源燃料出来以后，汽车厂商就会想，如果我的汽车生产出来以后，你是否有足够的燃料可以提供给我，而燃料生产厂家又往往会担心燃料生产出来以后，你有多少车子来用。的确，新能源开发成本很高，没有规模生产就难以降低成本，但如果大家都互相等待、谁也不愿意先走出这一步，这条路就永远都走不成。因此，我认为，除了以往我们经常强调的“硬件”，一些“软件”也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作为新能源研发人员、企业、机构，不仅要有非常强的社会责任感，还要携手合作、攻克难关。当然，新能源的推进离不开政府的协调和政策、税收扶持，也希望整个社会能为新能源开发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多给新能源研发一些关注、耐心、宽容与支持。
柳森：如今，寻找与探索新能源的战略意义已毋庸置疑。但伴随着全世界开发新能源热潮的升温，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出现了：一些新能源公司由于技术落后，反而成了高污染、高能耗的源头；在新能源行业中，炒作概念、不重实效、无序上马、重复建设的情况并不鲜见。
黄震：一项新能源技术能否真正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不仅必须遵循从研发到小规模示范运行、到大规模商业推广使用这一条“全生命周期”研发规律，还将领受能源转化利用效率、环境成本-收益、经济可行性和技术成熟度四重评价体系的检验。如果在缺乏充分论证和长远规划的情况下匆匆上马，成本、风险巨大。例如，粮食制乙醇，即便其技术成熟度已渐入佳境、经济效益显著，在人均耕地有限的中国，我们对于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慎之又慎。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任何一种新能源都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和科学研发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发展我国的新能源，要想凭借后发优势在技术上获得跨越式的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能源安全很重要，但无论如何，整个社会、整个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更应是第一选择。（《解放日报》）
安徽：油菜秸秆免烧问题有望彻底解决 近日，安徽省“秸秆还田循环利用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课题组分别在安徽蒙城科技示范场、麦豆原种场，肥东包公镇王集村、包河区大圩乡圩西村进行了三项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技术集成模式的试验示范，即：麦玉种植模式、麦稻种植模式和油稻作业模式的关键技术试验示范。
此次示范从方案的制定到机具的调配、从农民培训到每一环节农机化技术作业，都是由安徽省农机推广总站具体负责的。在农机农艺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完成了预期目标，油菜机收、油菜秸秆还田等应用关键技术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深受实施区广大农民欢迎。
安徽省“秸秆还田循环利用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江淮平原区秸秆还田循环利用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课题的子课题之一，由安徽省科技厅管理，安徽省农科院承担，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机推广总站参加。课题主要目标是通过秸秆还田循环利用途径，解决严重影响合肥机场、机场周边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和广大市民生活环境的油菜、水稻秸秆焚烧问题；同时，实现改良土壤、减少肥料和农药用量等目标。（科技日报）
气候变化导致北美猛犸绝迹 本报华盛顿5月16日电（记者 毛黎） 科学家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及加拿大获得的新证据表明，1万多年前开始导致北美猛犸、野马和其它大型哺乳动物绝迹的原因不是人类对它们的过量捕杀，而是气候变化。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研究人员古斯理表示，当时北美处于相当炎热和潮湿的特定时期，无树木的大草原逐渐消失，最终森林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多年来已适应了寒冷气候的猛犸和野马等动物没有能够适应气候的变化而消失。现在生活在北美的家马和野马是16世纪初人们从欧洲带到北美的马匹的后代。
当气候变暖北美的冰雪融化后，人类的生存和活动范围北移。有科学家认为，由于北美猛犸和野马对人类的捕猎技能毫无防备，因此被过量捕杀而绝迹，他们支持“过量捕杀”的理论。也有科学家认为，人类来到北美后，给当地带来了新的变化，他们种植的植物不是猛犸和野马能吃的食物，它们因缺乏食物而消亡。 古斯理的研究显示，当北美气候变化后，以大量低营养的草为食物的野马大约在1.25万年前最先绝迹，1000年后与之食物相同的猛犸也随之而去。而矮草开始茂盛时才到达北美的麋鹿和野牛在森林开始出现后，数量曾急剧下降，但幸运是它们最终存活下来。此外，动物中唯一以树皮为食物的驼鹿似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联合国建成新的全球土壤数据库 为绘制地球“碳差别图”提供依据.本报纽约7月21日电（记者 卞晨光）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1日宣布，一个新的全球土壤数据库已经建立，该数据库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了解土壤现有和未来的生产能力，提高人类对土地所具有的吸收和存贮碳的潜力的认识，同时也便于开展土壤退化评估，分析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的风险。粮农组织表示，迄今，在农业方面控制温室气体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植树造林等地上固碳方式 ，对土壤吸收和存贮碳的潜力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土壤很可能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中最大的储藏库，其吸附能力约为1500亿吨左右，相当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及植被所吸收的温室气体量的总和，要实现碳的长期存贮，就必须将其固存在周转率较低的土壤中。建立新的全球土壤数据库将帮助人们选择合适的用于固存碳的土壤，并对土壤的化学和物理特性进行深入研究。
粮农组织说，土壤资料分析对改善农业生产也有积极影响。例如，通过对土壤含水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农民可以预测一块土地是否能够抵御洪涝灾害，或在干旱季节保证庄稼的正常生长。此外，土壤的营养资料还可帮助农民合理施肥，科学地增加粮食产量等。该组织强调，人类获得的有关土壤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够正确地评估全球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潜能，从而促进粮食生产和应对气候变化。 按照计划，联合国将利用这个全球土壤数据库绘制地球的“碳差别图”，分别标出具有碳储存潜力的区域和发生了土地退化的地区，并对自然资源的质量做出评估，以使人类对整个生态环境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以生态修复型“光伏农场”解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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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球范围内燃煤、燃油、燃气价格普遍上涨，能源危机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人们心头。为破解能源危机，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其实，地球上的绝大部分能源来自太阳，解除能源危机还得从源头上做文章。太阳能潜力巨大，每40分钟通过阳光抵达地球的能量，就相当于全世界人类一年消耗能量的总和。因此，利用好太阳能，可终结人类社会千年来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将气候从全球变暖的悬崖边拉回来。
美国的计划是用太阳能电站大规模取代燃煤、燃油、燃气电站和核电站，2011～2050年，美国政府计划补贴4200亿美元，扶持太阳能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让太阳能电力具备价格竞争优势。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也十分迅猛，已成为全球该领域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按照200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到2020年，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80万千瓦。
美国光伏电站，主要建在太阳能资源丰富、土地贫瘠、利用价值不高的西南地区。相比之下，中国搞光伏发电存在一定困难。中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位于地形复杂的青藏铁（公）路西部和青海三江源及宁夏、甘肃北部，那里生态环境脆弱；而太阳能资源相对丰富、地形不复杂的内蒙古、河北、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云南等省区又是环境敏感区域，矿产、粮食及牧业复合区。中东部地区虽屋顶面积大、人口密集，但太阳能资源较差。
中国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据测算，煤炭与耕地资源复合区域占中国耕地总量的40%以上，其中煤炭保有资源量与耕地资源复合区域超过10%。中国13个粮食主产省中，12个省为煤炭主产省。煤炭生产前8位的省份中有7个是粮食主产省。然而，在矿产与粮食复合产区，存在着基本农田保护和矿产资源开发之间的尖锐矛盾；另外，矿产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要粮食还是要矿产”已经成为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因技术储备不足，目前中国光伏发电成本依然很高。“光伏发电”在阴天和夜晚几乎无法进行，必须与蓄能与电力平衡装置相结合。中国受采矿业影响的土地约300万公顷，如果用该土地总量的60%发展生态修复型的“光伏农场”，那么中国每年可新增发电量28344亿千瓦时，发电量在现有基础上翻番。利用地下空洞、水库电站、废弃矿坑、含水土层和资源枯竭气井等，发展压缩空气蓄能、抽水蓄能、超级电容蓄能、蓄电池蓄能、制氢蓄能等，光伏电力就成了一个稳定可靠的能源。
中国南涝北旱，仅有34%的土地是平坦的；山地面积达总面积的33%；高寒多雨，近70%的县区分布于山区；河流总长达43万公里，天然湖泊多达24900个。湿地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防止干旱的有效途径之一。其有效途径，就是适当利用好现有水库，在洪涝发生时，发挥水库防洪作用；干旱发生时，进行放水灌溉。由于自然资源分布的约束，中国形成“西电东送，北电南输”的电力供求大格局，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如在我国的鄱阳湖、山东等地利用水库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正是“西电东送，北电南输”的中途站。因此，中国不仅要搞“压缩空气蓄能”，还应搞“抽水蓄能”。
从以上分析看，解除人类能源危机要依靠太阳。中国能源开发不应仅将眼光盯在煤电、水电、核电和风电等传统能源上，更应着眼于环境友好、清洁再生、能量巨大、一举多得的太阳能资源。有关部门应加强太阳能光伏电力这个新能源的研发与示范，降低成本，尽快让太阳能替代化石燃料，让光伏电力进入千家万户。（科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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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排迎来拐点 自200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环保专项行动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700余万人次，检查企业300多万家次，查处环境违法企业12余万家次，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2万多家，为遏制环境违法行为，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7年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全国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实现了双下降。7月10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安全监管总局和电监会联合召开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对过去5年的环保专项行动进行了总结。
谈到5年来环保专项行动的成果，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说，全国先后组织各地针对“十五小”企业连片污染，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城市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污，重污染行业盲目发展造成区域、流域污染，工业园区和建设项目违规上马等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环保专项检查和集中整治，取得显著成效。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有效遏制违法排污高发势头 5年来，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700余万人次，检查企业300多万家次，查处环境违法企业12余万家次，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2万多家，有效遏制了违法排污高发势头。集中整顿钢铁等8个重污染行业 2004年查处环境违法企业7057家，取缔关闭3058家，共减排工业粉尘103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的10%；减排二氧化硫22.4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1.2%。山西省集中清理整顿焦化、冶金、化工等六大重污染行业，先后关停各类违法企业和设施1200多个，2007年全省11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比2003年增长了122%。彻底清理污染严重的“十五小”企业群 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河北小制革、浙江小印染、广东废旧电器拆解加工、湖南小化工、云南贵州的土法炼锌、福建小电镀等一大批“十五小”企业群被彻底清理，肆无忌惮的环境违法行为明显减少。在被查处的违法企业中，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十五小”企业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56.6%下降到2006年的9.9%。
2007年污染减排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全国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实现了双下降。7月10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安全监管总局和电监会联合召开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对过去5年的环保专项行动进行了总结。
谈到5年来环保专项行动的成果，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说，全国先后组织各地针对“十五小”企业连片污染，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城市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污，重污染行业盲目发展造成区域、流域污染，工业园区和建设项目违规上马等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环保专项检查和集中整治，取得显著成效。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有效遏制违法排污高发势头 5年来，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700余万人次，检查企业300多万家次，查处环境违法企业12余万家次，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2万多家，有效遏制了违法排污高发势头。集中整顿钢铁等8个重污染行业 2004年查处环境违法企业7057家，取缔关闭3058家，共减排工业粉尘103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的10%；减排二氧化硫22.4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1.2%。山西省集中清理整顿焦化、冶金、化工等六大重污染行业，先后关停各类违法企业和设施1200多个，2007年全省11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比2003年增长了122%。彻底清理污染严重的“十五小”企业群 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河北小制革、浙江小印染、广东废旧电器拆解加工、湖南小化工、云南贵州的土法炼锌、福建小电镀等一大批“十五小”企业群被彻底清理，肆无忌惮的环境违法行为明显减少。在被查处的违法企业中，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十五小”企业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56.6%下降到2006年的9.9%。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 5年来，各级政府挂牌督办解决了2万余件群众反映强烈和污染严重的环境违法问题。通过12369环保热线受理的环境污染举报投诉就高达160余万件，96%以上的环境投诉及时得到解决。
连续3年整治饮用水源保护区 共检查集中式饮用水源地1.5万余个，取缔关闭了一级保护区内所有工业企业排污口，清理了二级保护区内违法建设的项目，基本消除了保护区内的环境安全隐患。其中，江苏省清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2384个，取缔关闭210个不合格、不规范的饮用水源地，关闭、搬迁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源192家。淮河流域江苏段的水质考核断面的达标率从2002年的55.6%上升到2006年的95.6%。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问题 社会反映强烈的安徽、河北、浙江部分地区涉铅企业污染问题，洞庭湖造纸企业污染问题，天津北辰区小化工企业污染问题，重庆民丰农化、河南周口味精、武汉晨鸣纸业、湖南株化等大型企业污染等一批群众反复投诉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环境污染问题相继得到解决，切实维护了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环境权益。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5年来，通过关停治理污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有力地促进了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2007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比2006年下降3.2%，二氧化硫排放比2006年下降4.7%，预示着中国环保出现历史性转机。
重点整治造纸行业 造纸行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占全国工业行业的1/3。2007年全国检查造纸企业近8000余家，取缔关闭造纸企业1120家，淘汰落后产能260万吨，预计减排化学需氧量60余万吨。其中，湖南省关停污染洞庭湖的造纸企业234家，洞庭湖区局部水质从五类变为三类。河南省造纸企业由1360多家减少到308家，山东省造纸企业从600多家关停至不足30家，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明显下降
集中整治涉铅化工企业 为解决铅污染中毒事件频发问题，2007年环保总局对1601家涉铅企业进行了集中整治，关停了280家；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积极推进周边安全距离不足的化工企业进行搬迁，已搬迁化工企业67家，关闭存在安全、环境问题的化工企业2303家。
整治重点地区污染，改善区域流域环境质量 5年来，对社会关注的晋陕蒙宁“黑三角”、湘黔渝“锰三角”等跨地区污染问题进行综合整治，使这些区域流域的环境面貌大大改观，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整治晋陕蒙宁“黑三角” “黑三角”主要指山西保德县、河曲县、陕西府谷县和内蒙古准格尔旗交界区域，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母亲河”黄河贯穿该区域。伴随着资源开发，在黄河沿岸建起了炼铁、炼焦、电石、白灰等一些工业，同时也冒出一些小炼铁、小炼焦、小电石、小白灰等国家明文规定必须取缔的污染企业。四省(区)近4年先后关闭取缔了1700余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位于该区域的宁夏石嘴山市2003年被列为全国十大空气污染严重城市之一，通过限期治理，2004年在全国113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由倒数第4名上升到第77名，一举摘掉了全国十大空气污染严重城市的帽子。
整治湘黔渝“锰三角” “锰三角”是指地处湖南、贵州和重庆交界处的花垣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该区域锰矿保有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随着当地锰业的迅猛发展，流经三县的清水江受到严重污染，丧失了饮用水功能。2002、2003年间，又发生多起企业锰渣堆放贮存场垮塌事故，更加重了清水江污染。经过两年多的整治，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建设铬渣无害化处理示范工程和锰渣安全堆放场示范工程，清水江恢复了往日的风采，花垣县边城镇这个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又成为了人们观光的好去处，2007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三星级旅游景区”。
连续3年整治饮用水源保护区 共检查集中式饮用水源地1.5万余个，取缔关闭了一级保护区内所有工业企业排污口，清理了二级保护区内违法建设的项目，基本消除了保护区内的环境安全隐患。其中，江苏省清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2384个，取缔关闭210个不合格、不规范的饮用水源地，关闭、搬迁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源192家。淮河流域江苏段的水质考核断面的达标率从2002年的55.6%上升到2006年的95.6%。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问题 社会反映强烈的安徽、河北、浙江部分地区涉铅企业污染问题，洞庭湖造纸企业污染问题，天津北辰区小化工企业污染问题，重庆民丰农化、河南周口味精、武汉晨鸣纸业、湖南株化等大型企业污染等一批群众反复投诉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大难”环境污染问题相继得到解决，切实维护了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环境权益。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5年来，通过关停治理污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有力地促进了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2007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比2006年下降3.2%，二氧化硫排放比2006年下降4.7%，预示着中国环保出现历史性转机。
重点整治造纸行业 造纸行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占全国工业行业的1/3。2007年全国检查造纸企业近8000余家，取缔关闭造纸企业1120家，淘汰落后产能260万吨，预计减排化学需氧量60余万吨。其中，湖南省关停污染洞庭湖的造纸企业234家，洞庭湖区局部水质从五类变为三类。河南省造纸企业由1360多家减少到308家，山东省造纸企业从600多家关停至不足30家，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明显下降
集中整治涉铅化工企业 为解决铅污染中毒事件频发问题，2007年环保总局对1601家涉铅企业进行了集中整治，关停了280家；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积极推进周边安全距离不足的化工企业进行搬迁，已搬迁化工企业67家，关闭存在安全、环境问题的化工企业2303家。
整治重点地区污染，改善区域流域环境质量 5年来，对社会关注的晋陕蒙宁“黑三角”、湘黔渝“锰三角”等跨地区污染问题进行综合整治，使这些区域流域的环境面貌大大改观，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整治晋陕蒙宁“黑三角” “黑三角”主要指山西保德县、河曲县、陕西府谷县和内蒙古准格尔旗交界区域，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母亲河”黄河贯穿该区域。伴随着资源开发，在黄河沿岸建起了炼铁、炼焦、电石、白灰等一些工业，同时也冒出一些小炼铁、小炼焦、小电石、小白灰等国家明文规定必须取缔的污染企业。四省(区)近4年先后关闭取缔了1700余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位于该区域的宁夏石嘴山市2003年被列为全国十大空气污染严重城市之一，通过限期治理，2004年在全国113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由倒数第4名上升到第77名，一举摘掉了全国十大空气污染严重城市的帽子。
整治湘黔渝“锰三角” “锰三角”是指地处湖南、贵州和重庆交界处的花垣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该区域锰矿保有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随着当地锰业的迅猛发展，流经三县的清水江受到严重污染，丧失了饮用水功能。2002、2003年间，又发生多起企业锰渣堆放贮存场垮塌事故，更加重了清水江污染。经过两年多的整治，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建设铬渣无害化处理示范工程和锰渣安全堆放场示范工程，清水江恢复了往日的风采，花垣县边城镇这个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又成为了人们观光的好去处，2007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三星级旅游景区”。
（贝磊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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